历史上的杨土司在迭部有三大粮仓，崔古仓就是其中一个。1935年9月，红军途经这里时，发现了这个粮仓，粮仓内储存着附近村寨人家历年缴纳的二十多万公斤陈粮。由于深明大义的杨土司痛恨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同情北上抗日红军，在红军到来之前，密令仓官杨景华召集迭部头人，传达土司手谕:“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，让其顺利过境。”又暗中指使守仓官打开粮仓铁锁，拉开粮仓门板，使粮食暴露出来，以引起红军注意，又以躲红军为名，跑进山林回避，只留下妻子照看仓库。

      当时红军离开四川巴西时，由于军情紧急，出发仓促，未筹到粮食，只搏了一些当地刚刚成熟的青稞穗子充饥，进入岷山后又一直在艰难的行军中，饥饿威胁着红军生命，在这紧急关头，红军就顺利打开了粮仓，使处在饥饿状态中的红军指战员体力及时得到补充。按照商议决定给每个战士用10斤的小斗各打一份。军将所拿粮食和所属部队番号一清楚记在粮仓门板上，又将少量的银元放在仓内或交给仓官妻子。部队后勤人员在仓板上写下了“望各部队节约用粮，此为杨土司庄稼粮”之句,当时掌管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大印的林伯渠，除了留下苏区货币外，又写了一张借据，并将印盖上，交给仓官妻子。可能因为他处理其他事，将大印无及时收藏忘记了，就将大印丢失。据说是仓官妻子将大印藏了起来。

      1989年夏天，迭部县电尕镇麻日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，从房顶上发现了一枚圆形印，听到消息后，县文化馆马真福同志专程前往了解。据安告奶奶讲，此印最初是安告爷爷去世时，从他怀里发现的。至于这枚大印又怎么来到电尕镇安告家中就成了个迷。文革期间，安告奶奶将印藏在屋梁上，时间一长就忘了，直到孙子翻修房子时才发现。印呈圆形，由印面、印台和印柄组成。印面直径10.5厘米，印台高1.8厘米，柄方形（1.5厘米×1.5米），长9.7厘米。印面用铅锌腐蚀板精制而成。印面有0.2厘米宽的边沿，边沿内是一圈用两颗红五星隔开的隶书文字:上部文字较小，为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”字样；下部文字较大，为“财政人民委员会”字样。文字圈内又有一细线圈，圈麦穗与谷穗相接环抱地球，麦穗头与谷穗头中间以稍小的五角星相隔，地球图案的经纬线和南北极圈之上是由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党徽。

     “红军印”发现后，马真福同志在《甘肃日报》撰文介绍了此印。甘肃省藏族专业女作家益希卓玛读文后认为此印是林伯渠的，原因是她曾与林老的女儿林利共过事，也去过林老家，当林老听说益希卓玛是甘南州的藏族人时，曾提起当年在迭部县崔古仓分粮时不慎丢失了一方印，当时未公布消息，益希卓玛觉得此印可能就是当年林老丢失的印。她又查阅了林伯渠长征日记有这样的记载“9月15日（1935年），早6时行，行不二、三里，到阿藏寺（旺藏寺），纵队在此宿营，检查担子，失掉资料一背，即次掉队仍没归来之一箱，计金子127两，文件两包。同时押担子之郭东生同志押运至番民庄附近被枪击牺牲了，真可惜。”、“9月16日晴。早五时行，行约80里到黑纳（拉）宿营，是日又失一个背子。”、“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，接着翻过岷山，于十日到达哈达铺附近的鹿园里，在这里中央决定取消先遣工作团，将财委改为供给处。”根据以上记载推断，中央在哈达铺将财委改为供给处，即可能与此事有关。

       至于当时仓官妻子为何要藏印呢？据益希卓玛采访回忆说:因为当时语言不通无法交流，红军借走了那么多粮食，一旦土司追究下来，她只有以此印为凭证交代，想来也在情理之中。如今这枚大印为国家一级文物，被珍藏在迭部县文化馆。